1986年11月，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Chinese Society for Therapeutic Radiation Oncology，CSTRO）在西安止园成立，自此中国放射肿瘤学在谷铣之、刘泰福、杨天恩3位教授的带领下开始踏上发展快车道。
2020年初，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院士、李宝生教授等在《国际肿瘤学杂志》发文，以11年为一个阶段，基于放疗单位、从业人员、设备、技术和学科发展视角回顾了中国放射肿瘤学的发展历史。
值此2024 CSTRO召开之际，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的第39年，再与诸位同道共同回顾中国放射肿瘤学走过的发展历程，知来路，懂艰辛，观未来，有信心！
▲主任委员王俊杰教授在第19次SCTRO开幕式上讲话（图源于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
CSTRO成立后的第1个11年（1986—1997年），完成了3次中国肿瘤放疗有关信息调查，首次展示了肿瘤放疗学科各方面的进步，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1986—1997年全国放疗单位从264个增至453个，增加70%，但全国分布不均衡，几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为首的一线城市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从事放疗的总人数从1986年的4579人增加到1997年的9937人，增长110%，其中护理人员增长最快；放疗物理师增速次之，但总人数仅为423人，且52%由技师兼任，说明尽管物理师上涨的速度很快，但离满足临床需求差距仍然很大。
1986—1997年，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高效率驻波电子直线Co治疗机、程控步进马达驱动高活度（10 Ci）微型铱-192源的高剂量率后装治疗机、模拟定位机、放疗计划系统、剂量监测仪等相继引进，逐渐改变了国产放疗设备为主的局面。
1986—1997年，国产放疗设备由于性能好价格低、维修服务及时，受到基层肿瘤放疗单位的欢迎，而省级肿瘤医院比较青睐进口高档放疗设备，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国产、进口大型设备各占50%的市场状况。北京市、山东省相继建成大型放疗设备生产基地，放疗设备的质量、性能也逐渐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X刀、伽玛刀（γ刀）等精确放疗技术进入中国，治疗计划系统应用愈来愈普遍，与上述技术配套的装备如热塑膜与碳纤维定位床、适形铅模制作系统、多叶光栅系统和放疗剂量仪、三维剂量场分析系统等越来越完善。随着深部X线治疗机在发达国家的淘汰，该设备在我国也逐渐减少。
1986—1997年，全国各类放疗设备构成更趋向于合理，但是放疗设备严重不足仍然是行业面临的主体问题。按当年我国肿瘤患者240万例中60%需放疗估算，约144万例需要放疗，而1997年所有放疗设备仅能治疗33万余例，不足25%。按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每百万人拥有2～3台加速器的要求，我国把60Co及加速器计算在内也仅平均0.24台。且设备分布极不平衡，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等仅有1台或没有加速器，北京市每百万人口拥有加速器为3.02台，上海市为1.84台。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依靠深部X线Co机γ射线的治疗技术逐步被淘汰，放疗进入以直线加速器为代表的高能射线年开始使用进口直线加速器开展常规二维放疗；1989年引进后装机，开展了远程遥控后装近距离放疗技术，拓展了肿瘤放疗种类。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放疗中的应用，使得以精确定位、精确计划、精确治疗为核心的精确三维放疗技术逐步取代传统经验式的常规二维治疗技术，在国内成为一种新的常规。这一阶段的精确放疗技术包括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RS）、立体定向放疗（SRT）、3D-CRT、调强放疗（IMRT）4种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1986—1997年，在国内培养1年的专业放疗医生已超过1100人，有34名医师到法国学习并取得学位。我国所采用的1年进修、硕士及博士培养制度，与国际上经过4年培养并通过考试的专业医师制度在培养质量上有一定差距。
放疗队伍人员构成中，医生与物理师的比例为8.1∶1，若不计算技师，则为16∶1。由于急需由综合大学理工科与医科大学联合培养临床放射物理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国内曾有白求恩医科大学和苏州医学院建立放疗专业本科教育，但其培养质量和数量都不能满足放疗学科发展的需求。
CSTRO在1986—1997年共举办3届全国会议，举办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谷铣之教授主编出版了第一、二版《肿瘤放射治疗学》，成为国内放疗从业人员学习参考的专业书籍。
CSTRO成立后的第2个11年（1997—2008年），完成了两次中国的肿瘤放疗有关信息调查，分别是2001年和2006年，显示出放射肿瘤学科的全面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过程。
2006年全国放疗单位增至952个。全国放疗床位由2001年的23571张增至2006年的35503张，全国每年收治新患者也从282937例增长至409440例，考虑到2006年有30多个科室未提供详细数字，截至2008年此数据估算应该更高。
2006年全国放疗从业人员近2万人，截至2008年，本阶段共增加约1万多人。
全国放疗从业人员中护士数量增长最多，可能与200余个放疗单位属于肿瘤科有关。可喜的是，物理师增加2.8倍，技师增加2倍，医生与物理师的比例从1997年的8∶1降至2006年的4∶1。且物理师中本科学历以上人员所占比例持续不断的增加，由1997年的48.0%增加到2006年的68.1%。经过多年努力，物理师数量和技能水平都有较大改善。
该阶段我国已能生产两种能量的加速器、远距离60Co治疗机、遥控后装近距离治疗机、剂量仪、模拟定位机、治疗计划系统等。1996年，深圳成功研制生产头部和体部旋转γ刀，并在全国多家医院配备使用。
1997—2008年，除深部X线机逐渐被淘汰外，其他放疗设备均有所增长，其中加速器和治疗计划系统增长最快，与1997年相比分别增长3.2倍和4.8倍，而60Co治疗机增长很少，处于淘汰的边缘。2006年全国拥有X刀等立体定向放疗设备616台，此外，剂量仪、CT模拟机等配套设备进一步改善。
尽管该阶段我国放疗设备拥有量增长迅速，但仍明显不能够满足临床需要。2006年我国每百万人口拥有加速器0.70台，加上60Co机也仅为1.06台。且设备分布不合理也未得到一定的改善，每百万人口拥有加速器的数量仅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超过2台。
从该阶段开展γ刀、X刀、3D-CRT和IMRT治疗技术的科室情况能够准确的看出精确放疗技术发展迅速，其中基于电子直线D-CRT和X刀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发展最快，成为精确放疗的主流模式，同时IMRT技术发展也开始突飞猛进。
1997—2008年，我国放射肿瘤学科有了实质性的近展。首先是1998年原卫生部实施了直线Co治疗机的上岗考试，这个考试的人员包括放射肿瘤学医师、物理师及技师。其次，不少省份规定了放疗单位在人员、设备方面的要求，制定了各种审批制度（如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四川省等），促进了放疗单位的合理布局及放疗质量的提高。
2000年以来，国家医师注册制度逐渐完备，放疗医生的水准不断提高，十几所医学院校可以培养放射肿瘤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物理师、技术人员的上岗考核和认证工作也在全国普及，对提高广大物理技术人员的整体水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1997—2008年，我国放疗技术、放射生物学、放疗综合治疗模式等基础和临床研究逐年增多，基础研究方面如放疗增敏药物、基因治疗、低氧放疗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开展了鼻咽癌、食管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等的加速超分割、后程加速超分割等非常规分割临床研究，并发现这些非常规分割放疗在提高疗效的同时，也可引起明显的急性反应，这些研究几乎与国际研究同步。随着IGRT等技术的发展，对于高分次剂量分割模式和SIB-IMRT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增长趋势。
CSTRO在本阶段共举办3届会议，并成功主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业内著名的专家学者相继出版肿瘤放疗专业专著和教材，丰富了放疗专业教育资源。
在CSTRO成立后的第3个11年（2008—2019年），中国肿瘤放疗学科获得飞速发展，在放疗设备、人员、技术水平和科研教育等方面的进步都令世界瞩目。
截至2015年，全国放疗单位达到1413家，保持加速上升的趋势。与2011年相比，2015年全国放疗床位数、每天治疗人次和年收治患者数分别增长79.7%、31.9%、61.6%。
截至2015年，全国放疗从业人员总数达到50736人，结合近4年的增长速度，本阶段内放疗从业人员增加人数远超过前2个阶段增加人数之和，医生和护士增长最快。
全国放疗医师与物理师的比例由2011年的5.24∶1降至2015年的4.81∶1，物理师增长速度仍然相对较慢。根据掌握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放疗医师与物理师的比例为3.51∶1左右。
截至2015年，全国放疗设备中除深部X线Co机逐渐被淘汰外，其他均有所增长。其中电子直线加速器、放射剂量仪、模拟机、CT模拟机、治疗计划系统及X刀明显增加，拥有质子重离子治疗设备的医院增加至2家，中国人民总医院等4家医院引进螺旋断层治疗设备（TOMO），而后装机同期则在减少。
2011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加速器仅为0.97台，2015年达到1.42台，且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每百万人口拥有加速器超过2台，但少数区域如西藏自治区仅为0.33台，放疗设备分布的区域差异仍然明显。
2008以来，随着放疗设备的更新，精确放疗技术中IMRT已经成为主流模式，新技术如IGRT、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和TOMO技术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2008以来，随着医疗资源投入力度加大和新技术的快速普及，通过在高校本科生中探索性开设放射肿瘤学专业，放射肿瘤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辅以继续教育项目如专业学术会议、培训班、大型设备上岗证培训等形式，培养了大批放疗专业技术人员，放疗从业人员尤其是医师队伍不断壮大。
2016年以来，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教育委员会开启全国放射肿瘤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标志着我国放射肿瘤医师人才的培养步入正轨。2011年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国内肿瘤放疗领域的第一位院士，标志着放射肿瘤学科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在CSTRO的支持下，Best of ASTROESTRO放射生物中国巡讲班等先后成功举办；2015年CSTRO成立放疗技术学组，为广大技师提供了更宽广的学术交流平台；舒缓医学和放疗护理研究的发展也得到CSTRO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护理工作者致力于减少患者放射性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生命质量的研究，有力地提升了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2015年，CSTRO开设青年论坛，并设立青年论文奖，鼓励全国的年轻工作者参与到学术交流中来，给青年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2008年以来，国内放射肿瘤学科的基础、转化和临床研究均快速发展。国内放疗学者在同步放化疗、新辅助放化疗、术中放疗、高分次剂量分割模式等方面做了大量临床研究，优化各种放疗技术和多种肿瘤治疗手段的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头颈部肿瘤、肺癌、食管鳞状细胞癌、宫颈癌、前列腺癌的局部控制率和长期生存率，改善了患者生命质量。这些成果让更多的肿瘤防治工作者和公众了解了放疗进展，改变了传统的肿瘤治疗观念和模式，为建立以现代放疗为主的肿瘤综合治疗模式、构建多学科协作治疗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得到国际认可，诸多学者登上了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如美国放射治疗与肿瘤学大会（ASTRO）及ESTRO的舞台。近10年中，全国形成多个区域性学术交流合作组织，包括泛珠江区域放射治疗协作组、西部放射治疗协会、中国北方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东部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华人肿瘤医师放射治疗协作组等，加上国内多学科协作的建立，全国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2008年以来，肿瘤的治疗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临床实践发现许多肿瘤在我国有其自身的特点，故基于循证医学的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可用于参考，但不可全部照搬。2013年以来，国内学者联合发布了10多个放疗方面的专家共识和指南。近几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影响了国际放疗指南的制定。
QA/QC水平对肿瘤放疗成功与否影响很大，国际广泛认可的是美国医学物理学家学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辐射学单位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相关报告。2018年，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放射治疗专家委员会牵头组织、编写发布了国内首部《放射治疗质量控制基本指南》，使国内放疗医师和物理师可依据国内规范开展QA/QC。近年来通过建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放疗质量控制中心，围绕提高放疗质量控制开展了一系列卓越有效的质量控制工作，推动了我国放疗质量控制整体水平的提高。目前各地区放疗的开展如雨后春笋，质量隐患也不容忽视，推广严格的放疗全过程QA/QC仍至关重要。
为了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肺癌规范化诊治及创新研究，2019年12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40余家来自江、浙、沪、赣、皖地区的医疗机构，共同成立“长三角肺癌协作组”，英文名：Yangtze River Delta Lung Cancer Cooperation Group（East China LUng caNcer Group），简称ECLUNG。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陆舜教授说，临床医学的进步往往离不开创新研究，而在肺癌诊治领域中，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就包括对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的研究。本协作组是由长三角地区47家具有一定肺部肿瘤诊疗及临床转化研究实力的医疗单位联合组成，是一个研究型、非盈利性学术团体。成立协作组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开展胸部肿瘤研究领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及转化研究，特殊病例多中心会诊等，为胸部肿瘤临床实践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促进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的诊疗、转化研究的创新性及前沿性，提高东部地区胸部肿瘤的诊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长三角肺癌青年专家委员会是长三角地区中青年胸部肿瘤医生交流，学习，分享的重要平台，其前身是2021年1月成立的ECLUNG青年博士团队，2021年6月改名长三角肺癌协作组青年专家委员会，简称ECLUNG YOUNG。这些中青年胸部肿瘤医生都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胸部肿瘤领域最为活跃的群体，他们思维敏捷，想法多样，交流直接，易于沟通，紧跟时代，是我国胸部肿瘤界未来的骨干力量。
随着ECLUNG青委会推出首部全国专家共识《中国实体瘤NTRK融合基因临床诊疗专家共识》后，系列国际/全国专家共识/指南陆续推出，并相继在Innovation，Cancer，Thorac Cancer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这些为胸部肿瘤临床实践提供高级别的循证学依据，促进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诊疗、转化研究的创新性及前沿性，提高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的诊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作为长三角地区胸部肿瘤研究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组织，ECLUNG青委会把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作为奋斗的事业，迎难而上作为中国胸部肿瘤临床试验转化研究长三角模式探索的方向标，ECLUNG新生代结合时代背景在未来四十年时间选择迎难而上，勇于向各种艰难困苦挑战和亮剑。
中国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开始于1960年，1983、1986和1990年，卫生部就在临床和科研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中，分别指定了三批临床药理基地。
GCP的产生是临床试验发展史上跨时代的大事。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了《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指南》（WHO-GCP），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明确以GCP命名的文件。从那个时候起，关于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法规，统称为GCP。
1996年5月，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ICH）颁布的ICH-GCP（E6）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代表了国际公认的临床试验操作规范标准，也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必须遵循的GCP准则。自此，GCP国际化进程的大幕正式开启。
GCP的产生提高了临床试验操作规范性要求，促使了临床试验的社会化分工，产生了以合同研究组织（CRO）和机构管理组织（SMO）为标志性的商业组织，以及临床研究监查员（CRA）和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为标志性的从业人员，从而诞生了临床试验行业。
机构动员试验多方人员共同参与及相互配合，形成了研究人员-临床研究协调员（CRC）-临床研究监查员（CRA）-质控专员-项目管理员反馈整改互动模式，对临床试验产生的大量源数据进行实时质控。
2004年我国参加的第1个TKI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INTEREST（2004年4月正式启动，2006年底结束入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北京协和医院李龙芸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上海胸科医院廖美琳教授；复旦大学肿瘤医院蒋国梁教授
里程碑事件包括： ①国家药监局于1999年成立，建立起一只专业化的药品监管队伍，以及史上最严的数据核查要求“722事件”；
④从十一五开始，国家科技部和卫健委共同参与的“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明确支持医院GCP平台建设，与新药研发的市场属性相比更具社会功能属性；
⑤2021年CDE颁布的《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引发剧烈社会反响，也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表态。
CheckMate 816是全球首个获得EFS和pCR阳性结果的免疫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3期临床试验， 作为CheckMate 816试验的指导委员会成员、中国区PI，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陆舜教授从设计阶段就参与了该研究。
1.改革开放、实现人才积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随后于1980年开始大批中国学子逐步开始走出国门留学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基本打下了初步创新人才的基础积累，通过或在海外知名高校求学、或在跨国医药企业任职、或在医药相关组织工作，逐步积淀、厚积薄发；
2.中国入世、实现链接世界：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更加广泛的正式的深度链接，自此中国经济开始实现高速增长，为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及相关社会条件。自2003年开始，包括医药领域在内的诸多行业均有大批海外人才开始逐步回国创业（如加思科王印祥、贝达丁列明、百济神州王晓东、薇诺娜郭振宇等等）。药品研发创新是一个“十年磨一剑”的长期工程，通常需经过十年以上的积累，才能逐步结果；
3.政策破局、实现新药破茧：2015年毕井泉入局药监总局，大任担当，开始大刀阔斧的药审改革，以及至最终实现了《药品管理法》的全面修订，至此，为新药研发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即引来全球资本的加持，新药研发开始进入“百花盛放、百花争艳”新时代。如果把中国的新药研发创新，比作夜空中绽放的一束璀璨烟花，促成她需要三大阶段：原材料的准备阶段、制作过程及成品阶段、甄别合格品及燃放阶段。三个阶段、三大要素，一个不能少、顺序也不能颠倒。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需要注册、审批才能上市，企业在注册批准过程中的所有努力，就是药品研发。因此，国家注册审批系列政策就是指挥棒，指引着药品研发。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试图梳理医药研发监管的变化历程，通过数据透视政策对研发的影响，完整展现药品研发的发展趋势。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的医药政策，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基于历史的积淀。正如国家药监局徐景和副局长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变革的动力，研究世界药品监管史，我们就会发现它就是一部问题史。问题史就是变革史，就是成长史，就是进步史”。
改革开放前国家基本没有认识到药品的特殊性，虽然有相关的制度，却并未得以执行。1963年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联合下达的《关于药政管理的若干规定(草案)》，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药品管理的综合性法规，确立了药品新产品的管理原则；1965年卫生部、化工部联合下达了《药品新产品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是我国执行的第一个药品新产品管理办法。
从上述政策的发文单位（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国家科委）可以看出，我国药品的管理工作尚未开成体系，还处于多头管理阶段。不仅如些，这些草案甚至还没来得及贯彻实施，我国就进入了阶段。这期间一个个“新药”、“新产品”横空出世，无须临床试验，也无须药政部门审批.....
1978年改革开放，医药行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走向了科学监管的漫漫长路。
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药政管理条例(试行)》，这是我国第一个真正得以执行的药品管理办法。1979年卫生部、国家医药管理局根据《药政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联合下达了《新药管理办法(试行)》，共16条内容，对新药的分类、科研、临床、鉴定、审批、生产到管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我国新药研发开始进入新时期（但这个文件存在较严重的药品审批权问题，地方仍有一定的新药审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于1985年7月1日施行，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药品管理制度。在此之前，都是采用国务院或政府部门规章制度的形式，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社会在医药领域的具体体现。1985年卫生部还根据《药品管理法》颁布了《新药审批办法》，并同步施行。从此，新药的审批管理进入到法制化阶段。
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药品批准注册的权限由地方集中到了国家药监局。2002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出台，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医药监管开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善的机构与体系，掀开了医药研发的新篇章，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但同时由于对药品注册理解的不成熟、注册监管的宽松，全国药企药品注册热情高涨。根据统计，2005、2006年连续两年药审中心承办的药品注册申请超过2万个，2005年化药和中药的申报均超过1万个受理号。直到2007年的药品注册核查才加强了药品申报资料线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来加强监管，才遏制住了企业狂热的“注册热情”，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但药物研发的不规范、不真实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同时药品审评审批积压问题严重，影响到了药品创新的积极性。
直到2015年7.22临床试验核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启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等一系列大动作，才拉开医药新政的大幕。伴随2018年加入ICH，我国医药研发开始全面与国际接轨，三年间医药新政在研发领域的进步是根本性的，改变的不只是药品质量本身，而是制药人的观念和理念，革除的是积重难返的诟病。
近年来，全球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者都加入胸部肿瘤研究的阵营中了，而且中国专家主导的研究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在近几年的国际大型会议如ESMO，AACR，ASCO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中国声音，我们自己的大会如CSCO会议也取得了出色成绩。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临床研究水平仍处于第二方队，与世界先进行列相比还有一定距离，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新药的批准数量上，我们远远不及欧美。这其实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相匹配的，因为我们真正注重并开展创新型的临床研究至今不过十几年。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亟需开创更多临床研究新领域，为世界经济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在经济领域中，生物制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欧、美、日等先进的国家地区，生物制药对于经济贡献的重要程度可与大数据、基因芯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相媲美，在中国，生物制药也是一大经济支柱，应该受到广泛关注。
我国抗肿瘤新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走向创新的艰难过程。在抗肿瘤新药的创制方面，中国的优势有两个：
一、中国是制造大国。中国的原料生产排在世界前列，一旦成功开发出产品，就可以大规模生产，从而大大降低成本。
二、中国是人口大国。产品销售量越低，研发成本就越高，反之研发成本就会被摊薄。
从市场角度看，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是生物制药企业的绝佳市场，民族制药企业应该融入到世界的大市场中去。从研发角度看，患者基数大，也会加速临床研究的入组。十几年前，我国临床研究做得比较少，质量也较差，西方国家不愿纳入中国患者的数据，而现在中国研究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国际大型临床研究都喜欢纳入中国患者，加快入组速度，从而提高新药的上市速度，帮助更多患者。
另外，我国有很多专家从西方学成归国，研究水平很高，也带动着中国研究逐渐趋近世界先进行列。
研发药物不像造自行车，我们造自行车有设计图、有说明书，照做就行，但一个药物的研发凝聚了成千上万个科学家的辛勤劳动，需要从零开始做基础研究找靶点，再针对靶点开发药物，还要有几百上千的患者共同参与做临床研究。前期靶点研究可能花10年，药物开发可能又花10年，每个药物的研发花费可能是十几、二十个亿，但进入临床试验后，最终成功上市率大概只有20-30%。而上市失败药物的研发成本只能由药厂独自承担，这些失败成本必须均摊到成功上市的药物中，否则一个药物的研发失败就足以拖垮整个药厂。
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药物开发也有自己的规律，开发新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失败风险比其他行业高出太多，如果利润薄如纸片，企业不可能投入如此高额的研发成本，应让企业留有一部分利润去开发新药。
近10年来，中国抗肿瘤新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me-too）走向创新（first-in-class）的艰难历程。从1960年开始进行抗肿瘤新药临床试验，至今已有60余年。并且随着抗肿瘤新药研发重点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中国迎来了令人兴奋的新药创制时代。
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的现状、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应该如何走向更好的创新之路
既往我们国家新药审批制度主要借鉴于美国FDA的成功经验。近些年来，我国新药审评审批速度不断加快，并对许多仿制药进行了等效性探索，淘汰了一批低质产品。如今，原研药物得到国家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因此原研创新将会是未来中国医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体现出“中国智造”。此外，除了以药品注册为目的的临床研究之外，我国由研究者发起的各类临床试验（IIT）已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新药研发的效率，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点。为提高药物可及性，我国更是开通了“孤儿药”这类的快速审批通道，也加快了药物审评审批的速度。
肿瘤是一类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对我国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提高5年生存率等。要想达成这些目标，就需要将大量生物医药国产化，提高可及性。而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全世界生物医药的研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但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成果良好，个人认为我国的新药研发进程不会受到明显影响。此外，虽然欧美国家对我国进行了技术封锁和打压，但这更迫使我国在高新技术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上“异军突起”，在开发研制和生产生物药品方面做出更好的成绩。
第一，在我们国家申请的新药专利数量很多，但是临床转化率比较低。这涉及到政策层面，例如干细胞和免疫细胞领域的新药审批，在我国是按照三甲、三乙、二甲、二乙相关医院等级执行相应的审批权限，这样备案审批的制度大大影响了研发团队进入新的医疗机构开展工作的进度。对于该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做法，可以适当赋予行业协会相关权利进行审批，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这是政府在整个政策体制上需要做的重要创新改革。
第二，我国特别强调论文与晋升的关系，职称晋升制度限制了生物医药的原始创新。一旦我们把原始创新的相关结果发表成论文，相关专利便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如果不发表论文，研究者又无法申请到科研经费，得不到政府基金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第三，我国仿制药和创新药、国产药和进口药之间的医保报销比例应该要存在差别，以支持我们国有企业的发展，因为同样的创新在我国非常不容易，需要我们政府对这一方面进行支持。
现在，随着整个国家对于科技成果、人才培养、人才转化等激励政策的出台，我国生物医药的春天正在到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将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生物医药的发展。
我们鼓励原始创新，首先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政策制定，让资本回归理性。很多资本倾向于引进带有成型初步想法的专家进行短平快的药物开发。资本的这种短视行为很不适合生物医药的研发，如果我们国家对这种短视行为加大限制力度，资本便会回归理性。创新研发的项目在经历临床前期的探索性研究、I期/II期临床试验阶段之后，会面临大量的淘汰，所以资本对10个项目进行天使投资，10个中有1个成功已经算是很高比例了，因此我们要让资本回归理性。
以我为例，我和我的团队既往做了一项研究，将I131标记到人源性抗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抗体的Fab段做成放射偶联物,治疗肝癌的效果非常好。此外，与北京301医院合作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把一个称为CL3的胃肠抗原标记上I131，对食管癌和肠癌原发病灶和转移病灶进行瘤内注射，效果也非常好。当时如果能得到百万水平的资助，就有可能将上述的两个放射标记的抗体由鼠源化逐步开发为人源化。
目前，我们国家原始创新的风气越来越浓，我希望政府要大胆改革，让资本更加理性。
我认为有三个要素。第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临床试验设计。这涉及到很多临床研究的基础或者是同一类药物成功和失败案例的分析。设计里面的一个简单的分组、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甚至一个简单的统计学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一个研究的失败。所以，研究设计非常重要。
第二，启动的I期、II期、III期临床研究，一定要基于中国现有研究者发起的探索性研究的证据，不能急于进行临床注册，一定要先得出非常可靠的研究数据，这样成功几率会大大提高，这也是促使资本回归理性的一个因素。
第三，任何一项临床研究都需要一个非常优秀的临床研究团队。那么，一个优秀的临床研究团队不能仅仅只看其发表高影响因子临床研究论文的数目，抗癌管家-康爱管家，我们一起抗癌，治愈癌症不是梦。其实，很多名气不高的医院或者专家，有着足够的病人数量，只要有严格的内部管理再加上申办方的严格监理，也能承担很好的科研任务。我们需要大胆培养新生代的专家，把不起眼的优秀团队发掘利用起来，只要有好的专家和病人资源，便有可能做出好结果。
IIT研究最大的问题是招募受试者存在着巨大风险。一旦出问题，政府不愿意承担主体责任。再者，研究者所在的医院或者单位负责人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客观问题。
IIT研究涉及到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资本要投入，要有经费来源。第二是患者的选择，例如患者依从性要好，安全评分相对较好，体能状态较好，基线评估风险要比较小。万一先期入组的患者出现死亡事件，后续招募患者会更加困难。第三是资本限制了IIT研究的发展。如果政府能够支持IIT研究，立法支持一些重点项目或者横向基金，就能够解决IIT研究受限于资本的问题。
回首过去50年肺癌药物治疗的发展，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逐渐引领起了主旋律的奏鸣，而我们中国学者，也盛装参与到了这场演出中。
特别是在靶向治疗领域，中国学者抓住了我国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EGFR突变率高于国际水平这个契机，以此为切入点有力推动了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的临床诊疗发展，使得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跟上了全球探索的脚步，且发展到今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领先的趋势。例如，在针对EGFR TKI的探索中，我们的IPASS研究首次在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中确立了吉非替尼在EGFR突变NSCLC一线治疗中的地位，推翻了国外研究的结论。之后，在针对脑转移和辅助治疗的探索中，我国学者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20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在这一年，一扫之前医药领域的沉疴，出台了中国创新药史上最重要的44号文即《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再到2016年新药定义的改变，2017年6月份正式成为ICH成员，短短三年间的药政改革所带来的监管侧的改变，确实为药企创造了良好的研发环境。
在免疫治疗领域，中国学者抓住了我国药政改革的契机。借助新药审批改革的东风，我们的新药研发进度大大加快，促进了免疫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与落地，使得更多的患者获得了生存改善，并产生了一系列全球范围内具有热烈反响的重磅研究，这些成就都值得我们自豪。
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患者情况多样，回顾Ⅲ期不可切除NSCLC的治疗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为1980年代的单纯放疗，而后基于CALGB 8433进入序贯放化疗时代，RTOG 9410奠定了同步放化疗的基石地位，而后研究者们又进行了一系列优化尝试，但疗效改善有限。直至PACIFIC研究的出现，改写了这部分人群治疗格局和生存结局
1933年4月5日，Evarts A. Graham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例全肺切除术，向全世界表明充分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拉开了肺癌外科发展的序幕。
受此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无论肿瘤的大小及位置，全肺切除术一直是肺癌标准手术术式。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即便全肺切除手术的技术日益精进，患者术后出现呼吸衰竭及死亡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肺癌手术中更小切除范围的探索一直在持续进行，关于早期外周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最佳术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局限性肺切除还是肺叶切除。
1962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数据显示，与全肺切除术相比，肺叶切除患者不仅在生存率上无显著差异，而且还能显著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
1972年，Bonfils-Roberts和Clageett等人相继提出肺段切除术作为肺癌妥协性手术的适应证，并首次进行了肺癌的肺段切除手术。
直至1995年，北美肺癌研究小组（LCSG）公布的随机对照试验（LCSG821）的结果显示，与肺叶切除术相比，局部肺切除（肺段切除和楔形切除）患者的复发率增加了三倍，肺癌相关死亡率增加了50%，肺叶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优于亚肺叶，自此确立了肺叶切除术作为早期NSCLC外科治疗的标准术式。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影像筛查技术的提高和健康体检意识的增强，包括磨玻璃结节在内的早期肺癌的诊断比例逐步的提升，这些早期肺癌往往病灶较小，且没有淋巴结转移，越来越多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切除范围更小的亚肺叶切除术，认为局限性肺叶切除术尤其是肺段切除术用于治疗T1a期NSCLC可以取得与肺叶切除相当的肿瘤学疗效，同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肺功能。
随后有大量学者开展了多项关于亚肺叶切除术的研究。如日本Okada教授于2006年开展的三个学术中心回顾性研究，美国的CALGB140503研究，以及日本临床肿瘤研究组先后开展的系列研究（JCOG0802/WJOG4607L等），均提示早期肺癌的亚肺叶切除疗效确切，预后不差于肺叶切除。历经大量回顾性和III期RCT研究后，亚肺叶切除的效果获得了肯定。
1992年11月18日，在美国外科医师Michael Mack的指导下，王俊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标志着中国胸腔镜外科的诞生。
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胸腔镜手术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我国胸腔镜手术的技术普及和人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CSCO的辉煌是几代人前赴后继、执着前行的累积，这六件里程碑大事始终贯穿并体现着CSCO建设和发展的三个化：规范化、学术化和国际化。
CSCO的成立是中国临床肿瘤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大事件。1997年，一些年轻医生首先注意到国际上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发展热潮，但是苦于国内没有类似的平台，无法开展这类工作。在这样的激情下，这些有着国际视野和敏锐触觉的年轻人坐到一起，在抗癌协会的勉励下成立了中国抗癌协会临床协作中心，最初的名字「临床协作专业委员会」，其定位非常明确，就是中国肿瘤学者要通过临床协作做多中心试验。现在来看，CSCO的成立，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事件。
CSCO一成立，立即着手考虑如何跟国际接轨。科学是无国界的，必须用国际社会通用的医学语言、原则做工作，才能达到相互沟通和交流的目的。CSCO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建立起互联互认的机制，为我国学者走上国际舞台、中国数据与世界数据同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中国学者得以与世界同行比肩前行。
时至今日，CSCO已成为国际知名学术组织，从去年起，CSCO设立的基金已向东南亚学者开放申请。
回想「CSCO专家西部行」至今已经坚持了18年，18年中我们一直坚持把继续教育的重点放到西部，使得西部患者能够享受与发达地区接近同步的治疗。这是为了肿瘤治疗规范化，而规范化是肿瘤治疗的基础和核心，从西部基层开始进行继续教育为建立规范化治疗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促进国际交流，我们在CSCO年会上建立了国际专场，这是CSCO历史上值得记载的重大一笔。过去我们与国际学术组织建立联系仅仅是互认，CSCO的国际专场吸引了世界上最顶级的专家来华交流，得以真正地实现了国际协作，让国际同行更直接地了解到中国的学术进展，极大地提升了CSCO和中国临床肿瘤学界的国际影响力。
6年前，Best of ASCO（BOA）会议召开，6年间，BOA已成为 CSCO打造的国际化品牌会议。
2015年起，CSCO开始主导编撰《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研究进展》，通过做这项工作，我们收集数据，制定标准，汇编中国在国际上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临床研究。这一年鉴现已出版两本，2017年的年度进展正在筹备和编制中。这是一本真实的记载，不会为了宣传某个单位、某项研究而做，它是用事实、数据说话，真正记录中国临床肿瘤学的编年史。
展望未来，每年留下的年鉴将对于了解学术发展意义深远，这是一部连续的历史记载。
这20年最重大的事情是2016年推出的CSCO系列指南。指南编写过程中除了体现最前沿学术观点外，还注意兼顾地区发展布局的差异性、药物处理措施的可及性等因素，可谓「既高大上又接地气」，临床操作性非常好。指南的推出将对改变中国临床肿瘤治疗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后CSCO将一直坚持在每年4月份召开大会修订指南，使其中内容得以及时更新。
二十年，回首向来处，但见一路繁花相伴，带着始终如一的激情和梦想，中国肿瘤学者聚集在 CSCO的周围下，为中国临床肿瘤学拥有更好的诗与远方而不懈努力。
全国肺癌专家学术影响力100强里，5位教授在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吴一龙教授稳居百强名单第1位；吴一龙带领的肺研所团队，系列研究结果被写入全球27个肺癌诊治指南，甚至中国肺癌的分子分型体系也是由他们建立的……
成就决定地位。在国际国内肺癌领域，广东省肺癌研究所以及它的创始人吴一龙教授都名气响当当。2023年，广东省肺癌研究所迎来20周岁生日；2023年，吴一龙教授也足足从医40周年。
近日，在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成立20周年学术活动暨第20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行走星空下——广东省肺癌研究所二十周年纪实》《龙哥查房2》新书发布会系列活动现场，记者深入了解了肺研所人如何脚踏实地同时仰望星空，行走星空下，20年创下惊人成绩。
“肺研所正向着肺癌预防、治疗、康复、患癌发生与癌症复发风险评估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机构迈进”，肺研所团队希望，为肺癌的预防诊治及转化型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2003年，广东省卫生厅发文成立广东省人民医院肺癌研究所，2008年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发文转广东省卫生厅成立广东省肺癌研究所 ( 下称肺研所 )，吴一龙教授为创始人，第二任所长为张绪超教授，现任所长负责人为钟文昭教授。
20年前为何要创建肺研所？吴一龙教授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医学的分科都以治疗方法进行：内科、外科、放射科……当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比如肿瘤需要多学科一起治疗时，这样的分科让患者困惑且辗转就医。“1960年代，院士汤钊猷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的肝癌研究所，也就是如今的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这是全中国多学科研究单病种的第一个机构，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吴一龙教授认定，要给肺癌病人最好的治疗，采取肺研所这样的多学科集结形式，很有必要。
如今，肺研所设置床位196张，年住院量8100多人次，年肺癌手术2600余台次，“提供的医疗服务几乎与世界同步”，吴一龙教授自豪地说。
实现这一点的背后，是由肺外科、肺内一科、肺内二科、肺内三科、放疗科、肿瘤日间病房、流行病学与生物统计室、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建设的广东省肺癌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 ( 包括生物材料库和华南临床基因检测中心 )、《循证医学》编辑部及临床药物试验机构 (GCP) 等多个临床与科研机构组成的肺研所，全方面全链条进行着肺癌的预防、诊断、治疗及研究。
2020年全球学者库首次发布了全国肺癌专家学术影响力100强名单并在2022年进行了更新，名单中5位教授来自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吴一龙教授在全国肺癌专家学术影响力百强名单中两次排名第1位，钟文昭教授、周清教授、杨衿记教授、张绪超教授分别位于第12、27、31、91位。要知道的是，时至今日，肺研所的在岗医务人员和研究人员总共170多人而已。
在吴一龙教授的创建和带领下，肺研所成为当前国际国内肺癌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团队以第一(共同) 或通讯作者共发表SCI论文363篇，吴一龙教授2018-2022年连续5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3项，总科研经费达10604.72万元。其中国家科技部863重大项目1项；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1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项；国家基金委的肺癌专项1项；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建设专项2项；广东省肺癌转化医学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8项。
更让吴一龙教授欣慰的是，肺研所领衔撰写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正因如此，肺研所打破我国肺癌治疗少药可用的局面，大幅度提高了晚期肺癌的长期生存率。
“评判一个研究所的水平，最根本的标准是看是不是改变了临床实践，让患者得到更好的诊疗。”他说。
因此，针对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生存期短，并且长期未能得到改善的重大问题，肺研所团队一头扎进临床研究里。
在创建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 (CTONG) 的基础上，团队以肺癌分子分型为突破口，围绕“肺癌分子靶向精准治疗模式能否延长并改善患者生存”开展了系列研究。成立至今，肺研所临床试验项目共210项，研究经费总额达37494万元，系列结果被写入中国、美国、欧洲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7个肺癌指南，推动了肺癌精准靶向治疗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得到“国际肺癌研究学会”认可并授予最高奖项“杰出科学奖”，吴一龙教授成为40多年来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由于肺研所2003年在国内首创肺癌单病种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MDT），为患者提供最佳临床诊治策略，该模式成为国内外肿瘤临床诊疗中最广泛采用的模式。2017年10月16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18届世界肺癌大会上，广东省肺癌研究所荣获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首次颁发的“癌症患者关爱团队奖”（Cancer Care Team Award），在全球59个提名候选团队中，最终5个团队获奖，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是亚洲唯一的获奖团队。
肺研所建立了大容量信息化肿瘤组织标本库，转化医学和临床试验平台；在构建了肺癌系列样本库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肺癌的分子分型体系。创建并优化了一系列分子靶点亚型肺癌的临床个体化标准治疗方案，开展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临床研究和转化性研究，建立并推广晚期肺癌分子靶向精准治疗模式、肺癌围术期靶向治疗体系、肺癌中枢系统转移的分子特征及精准治疗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精准医学体系，肺癌逐渐成为慢性病，部分患者实现治愈。
系列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以及广东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广东丁颖科技奖等多项科技奖励。
肺研所领衔撰写了30余部肺癌诊疗临床指南和共识，为国家规范化临床诊疗提供重要指导。2016-2018年牵头撰写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2018年至今，牵头撰写国家卫健委《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肺癌临床诊疗实践的规范化发展。
肺研所牵头开展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结果支持多个肺癌治疗药物获批上市，打破我国肺癌治疗少药可用的局面，大幅度提高了晚期肺癌的长期生存率。
在吴一龙教授的开拓性工作推动下，多个肺癌治疗药物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现已成为晚期肺癌患者的基本用药，并大部分被纳入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使驱动基因阳性肺癌的5年生存率大大提高。
自2004年创办的中国肺癌高峰论坛，至今已举办20届，指导临床实践，推动成果转化。每届论坛始终与时俱进地聚焦中国肺癌治疗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深度探讨、思辨，最后达成共识，指导临床实践。
吴一龙教授每年执笔的肺癌高峰论坛共识更是作为我国肺癌领域前沿发展的风向标，为快速推进肺癌前沿概念及学术成果落地作出巨大贡献。
比如肺癌分子(微小)残留病灶(MRD)的定义、检测标准、临床应用等讨论与制定共识，正掀起新一轮的肺癌研究热潮。
2007年创建的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hinese Thoracic Oncology Group, CTONG），为我国肺癌临床试验的开展、规范和质量提高提供了坚实技术基础和合作平台，在CTONG平台上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改变世界肺癌临床实践的临床研究。作为国内活跃的学术组织，自2011年开始主办每年一度的“中国肿瘤学临床试验发展论坛”，介绍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分享最新抗肿瘤理念，关注各项研究，为参与临床试验的各方人员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吴一龙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接受外科医生的临床培训，行医将近8年的时候回顾性地整理过去20年肺癌手术患者的病例，发现患者5年生存率一直维持在30%，并没有正真获得提升，他意识到患者的生存主要受限于治疗手段的匮乏，因此仅仅当一名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够的。
这样的认识促使吴一龙教授开启了他的研究之旅，即基于对肺癌基因通路改变规律的不断认识寻找更佳的肺癌治疗方法。吴一龙教授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研究是建立了EGFR作为肺癌治疗的临床靶点，之后他还设计了第一个临床试验，是在EGFR突变、II/III期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比辅助靶向吉非替尼和标准化疗的疗效，研究结果在2017年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ASCO）上进行报道，这个研究开启了早期非小细胞肺癌辅助治疗的新模式；而后他作为PI牵头国际性III期临床试验（ADAURA），建立了奥希替尼作为早期NSCLC辅助治疗的新标准，并获得美国FDA及世界其它50多个国家的批准上市。
他说“EGFR的故事不仅仅在于显著延长患者生存，还在于将这种精准治疗思路推广到其它靶点的发现和验证，如ALK/ROS1等。基因特征指导下的临床决策已经使无数肺癌患者获益，而且今天‘将肺癌转变为慢性病的理想’成为了可能”。
吴一龙教授目前担任了90个国内外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其结果改变了肺癌治疗的格局，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真正地改善患者的预后。他坚定地认为精准医学的改变及循证医学为将肺癌变成一种慢性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吴一龙教授在多个研究组织担任重要角色，包括中国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华人胸外科协会（主席）、美国外科医生学院（fellow）、国际肺癌研究协会董事会成员、欧洲肿瘤学协会中国区代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国际事务部成员。
吴一龙教授创办了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他认为这也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CTONG成立于2007年，由中国超过40家肿瘤中心联合形成的研究联盟，其目的在于加快肺癌临床研究的发展及药物获批。他说“这个研究联盟推动中国医生和研究者的学术贡献被世界所看到及认可”。
吴一龙教授说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实现肺癌治愈的可能，基于这样的愿景，我们需要尝试预测疾病复发和转移，并在肺癌发展为无法治愈之前根治转移性克隆”。最后，吴一龙教授特别提到，广东省肺癌研究所为年青人提供了宝贵的成长土壤，为肺癌患者提供多学科诊治模式的服务，他认为他的学生已经在他们各自选择的临床和研究领域逐渐成为冉冉上升的明星，他说道“培养年轻一代不断地给我带来满足和快乐”。
第一，所有研究的立足点必须是改变临床实践，而且所有研究必须对标国际水准。近20年来，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是推动临床肿瘤学进展的主要动力；近5年来，免疫治疗也是推动力之一。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围绕这些方向开展跟国际接轨的临床试验，并按照国际水准完成。
第二，我们所有的研究都遵循全球学术界公认的规则，例如GCP原则等，以帮助我们尽快融入国际肺癌学界。
第三，我们非常重视人才教育培训与团队传承。在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成立不久，我们就按照国际准则推动科室和团队建设，推荐一批年轻人参与国际多中心试验，学习临床试验的国际标准。目前，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已经在培养第三代领军人物。
第四，必须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我们根据临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发起了多项重磅IIT研究。这些研究均在国际上引起较强反响。
第五，广东省肺癌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内多家顶级医院成立了一个全国性临床试验合作组织——CTONG，以此为依托组织并且开展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临床试验。
第一，青年医师必须掌握英语、学术软件以及临床统计学基础知识等三种基本技能。为帮大家提高英语水平，我们在查房、病例汇报以及工作汇报时均用英语进行。我们并不强求发音准确，但一定要能做到用英语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此外，年轻医师运用统计学知识考虑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对其开展工作大有裨益。
第二，青年医师在职业生涯起始必须发表一篇对其研究领域的综述，以全方面了解该领域进展，做到在思索未来研究工作时胸有成竹。
第三，鼓励探索精神。例如，我们要求所有人员参加会议时必须要发言，甚至规定所有人参加国际会议都必须要向讲者提问。通过种种方法培养年轻医生探索精神，未来才能做出有创新性的科研。
第四，建立严格的审核制度。我们内部会严格审核所有试验数据，确保真实性。我们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求真务实的品质。
第五，建立激励年轻医师的机制。当年轻医师有好的研究方向时，研究所资源会向他们倾斜，帮他们快速成长。
第六，我们今年开始按照肺癌的分子分型划分不同团队，每个团队进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深入探索，以提高我们的研究深度。
